主流論述中最關心的通常可以分成兩個面向。從作為「對象」的造物來說，是它的新穎性（novelty）與價值（value）：一個事物、點子或方法之所以有創意，是因為它在心智或歷史層面上的原創性，而且是有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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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作為「主體」的造者而言，則把創造力當作是一種心理上的能力（capacity），一個有創造力的人能夠看見尚未於社會或世界上存在的事物，並且將它創造出來。它可能牽涉到聯想或分散式思考（divergent thinking）等認知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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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都暗示新銳藝術家是更有創造力的，因為她打破了規則，將異質性很高的領域結合，揭示了藝術與科技物的其他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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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格拉維努認為這種論述實際上是偏頗的。這不只是何者更具創意，而是創造力本身在概念上的歧義性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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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造力是一個相對很新（19世紀）但養分卻很古老的概念。其中影響西方社會最大的可能是啟蒙與浪漫時期的典範：二者都有一種關於天才的看法。這些科學或藝術上的天才或者獨立於世、不慕榮利，或者性格乖戾，總而言之，創造力是一個對抗社會與文化的個體所具備的天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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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典範仍在當前的創造力哲學、心理學與認知科學中運作，卻把個體與他們創造的環境在各種尺度下割離，試著在實驗室等中立環境中，分別研究創造的人與物。而本書的目的，就是改寫出一套重新把創造力放入社會與文化的研究語言。這套語言不只是建立在心理量表與原創性的評估上，而是在質性觀察與象徵分析的意義上。
而格拉維努本身是羅馬尼亞裔的學者，因此他就回到家鄉，找到傳統的繪蛋工藝做案例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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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項工藝與許多基督教國家一樣，來自復活節傳統（在羅馬尼亞是是東正教）。而蛋本身除了復活，也包含誕生、起源的意涵。它除了在慶典時期會出現，至今也已經進入人們的生活場景之中，譬如放在博物館保存，孩子的美術勞作，相互送禮的選擇，或者就是商業販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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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統與創新在這裡就呈現出一種光譜： 如東正教的祭司就認為蛋的宗教意義最為優先，傳統手段則最能將其保存；而更多繪蛋手藝人則試圖在形制上面做更多挑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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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就牽涉到繪蛋本身的物質性。在傳統繪蛋中，顏色與圖騰的選擇可以直接看出宗教動機，譬如紅色是基督的犧牲、黑色代表永恆與絕對，網狀是善與惡的分離，八芒星則是女性與完美。而在新彩蛋中，更具象化的圖案或貼紙，譬如花草，則更常出現，比起宗教象徵因素，色彩的使用也更關乎美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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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繪蛋的技藝層面也相當繁複，需要選擇蛋的種類（雞、鴨、鵝…），將其處理成可以繪製的空蛋殼時，也要準備塗料與繪蠟，用鉛筆準備圖案，並且用一種在木柄上固定細鐵針的工具chisita或condei來做細緻的繪製。經過反覆上臘與繪製，一顆繪蛋才終能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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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這項作業的族群則包含男女老少（古時候更有塗料由地方耆老製作的傳統），包含專業繪蛋師與素人藝術家。儘管並非所有人都會分享，但在這工藝中流動的形制與動機（motif）經常是整個傳統所共有的，而不會有人說某個動機只屬於自己。而創新則是在這些既有內容與方法之中，調整與改進而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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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這具體的案例，可以反思當前的創造力論述如何造成割離。創造力也不該對立於既有社會與文化，因為有了一整套社會機制的生產、評價、轉移與解讀，創造力才能夠被定義。這就多少回應創造力經常二分於「專家-大眾」與「高端-低俗」對立的問題。
雖然造物的新穎與價值分析沒有錯，但它們如果沒有相應的文化與社會參照，則會變得空洞瑣碎。普遍性與定義強度呈反比的trade-off。如果要避免這個困境，則要意識到其定義將隨著不同文化與技藝所需而更改。這則可以連結到文化心理學、人類學或社會學（如Bourdieu的場域與稟賦理論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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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創造力不是一種固有的認知功能，而是在環境中塑造而成。這種環境包括文化、社會與身體性的環境。為了捕捉這種環境因素，需要一種擴散於（distributed）心物範疇的存有論，來描述連續的實踐過程。這則連結到具身與環境認知、現象學、與拉圖式的物質符號學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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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認為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反思，則是創造力的「意義」。當然，這跟用「強調一個東西的重要性」來說一個東西很重要一樣瑣碎，甚至瀕臨循環定義的危機。但人為什麼創造？單單說「一個事物很有創意、高速迭代、日新月異」並不會讓這個事物更具有意義（如果有，那為什麼？）人創造了自身文化，很多時候並沒有以「創意」作為意圖；而是在關乎自身生命與世界之間的關係，創造了象徵性的某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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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表達同時出現在最前面的三個例子當中，但並非以某種先天地，而是以人早已被拋於不同文化世界的方式，延伸其根、莖、葉、花，而創造力可能只是其胚珠與子房熟落的一瞬而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