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避免歧義，休維爾建議先從日常語言的使用開始。儘管他使用的是法文，但相同區分也在很多語言中出現：「玩」作為動詞，與「遊戲」作為名詞。玩作為娛樂行為不獨屬人類：貓會玩弄獵物，人也會把玩橡皮筋。但這些都不算是遊戲。遊戲作為一個完整的體驗，似乎能有特定判斷指出一個人是否在遊戲的狀態，就像觀棋不語真君子，旁觀與參與有根本的差異。
而參與就與服膺於規則之下有關。遊戲不僅只是一種完整的體驗（如一個藝術品），而且是一種實踐的系統。這種系統必須要由規則所建立：然而是什麼規則？遵守交通規則算是一種遊戲嗎？甚至更激進的說：遵守物理法則算是一種遊戲嗎？休提出三種規則：
首先：假設我想要用最快的速度從山下上山，則我有數種手段。按照特定目的下，遵循屬於這個世界的物理、技術的法則，挑選出手段（騎車）。此即「最佳化規則」。再來，假設我今天選擇騎車上山，我需要遵守交通規則。沒有這種規則，我仍能上山，但顧及此目標之外的價值（行人安全），這個規範必須額外加諸於行為之上，此即「規範性規則」。
與此不同，體育競賽中也有其規則。譬如賽跑以槍響為始、有固定賽道與終點，以秒數最少者獲勝等等。這些規則與最佳化規則不同，並非既已存在於世；也不是規範性規則，非以某種外在的目的為準。它們的存在建立了體育競賽的行動本身，若不遵守，則無競賽可言。此即「建制性規則」。規則既判定了實踐，也創造了該實踐本身，其目的（勝利條件）內含於遊戲的規則語法內。而該規則在形上學的意義下，也限制了一個特定的時空條件，使一局遊戲成為在特定環境下有始末的「事件」。
由此，遊戲作為一種實踐系統，由建制性規則的確立。這種規則可以由人創造，卻不能隨玩家在遊玩過程中任意扭曲，否則遊戲的系統性將不復存在。但這仍不夠逼近。假設今天我遵守茶道的規範，正確使用器具、語言、姿勢與行動、完成了一次由建制性規則所組成的實踐系統，這算是遊戲嗎？若非，除了它「比較嚴肅」這種攏統的感受以外，它與遊戲的差別又是什麼？
只要熟習茶道的規範，便可完美達成茶道的實踐。然而熟悉了所有西洋棋的規則，是否就能成為西洋棋世界冠軍？其中的差異就是完成的難度。休維爾稱其為遊戲中的「失敗挑撥因子」。它也許是隨機的運氣，也許是明擺著的難度限制，也許就是系統自身的有機程度，使一局遊戲不一定成功。玩家因此需要動用思維、策略、反應、經驗等等，自力鋪墊出通往遊戲目標的道路。它不是一本道的「步驟性實踐」，而是手段與流程高度彈性的「目的論實踐」。
由此，制式遊戲的內部定義就接近完成。作為人類創造的實踐，卻不由人類分說其運作與後果，反而是人必須尊重其獨立的生命，始得其門而入。休維爾亦將遊戲與神聖儀式、戲劇做比較。雖說許多遊戲本身即從宗教儀式發展而來，如奧林匹克為頌讚希臘諸神而生，但遊戲以自帶內在目的，其完成與否不依靠如敬神與否的外在條件決定。戲劇則大多由封閉的劇情所引導。
然而它們的相似之處，就在特定的時空條件、規則的建置，以及一種角色的扮演。當人進入到遊戲，他便成為遊戲所定義的角色，他的目的就是遊戲角色的目的。這在角色扮演中則最為明顯。
這便帶我們到遊戲與其他人類活動的關係之探討：為什麼人要遊戲？本書後半以斯多亞哲人愛比克泰德，與存在主義始祖帕斯卡，的節錄出發。
愛認為達到不動心（apathiea）即是將人所可不可控之處分開，於可控之處謹小慎微，不可控則不下任何判斷。不可控之處有其後果，但這後果不是一個人的最終目的，人也非總能選擇扮演的角色；重要的是扮演過程中，如何對事秉持堅若磐石的判斷，作為一種活法。就如賽場上選手所在乎的不全是勝負或運氣，而是其中的精神狀態如何在竭盡所能之後，提升至不再遺憾的不動心。
而帕雖沒有直接提及遊戲，卻認為娛樂是人在意識到自身生命空虛之後，唯一的在世逃脫途徑。儘管只是暫時的，人們仍需要休閒從存在的重負中分心（divertissement）。在休維爾的存在主義式解讀下，人不只是在無神的情況下面臨生老病死等等，境況的不幸；而本質上就是需要「被佔據」的存在。人需要將自己拋於種種活動之內，才能在「忘我」中地活著。而遊戲的存在理由也許亦能如此解讀。
以上都屬於類比式的解讀，與其相反的則是反映式解讀：遊戲的存在提醒我們人類生命中非遊戲的部分。不可重來、不可更換角色、沒有公正規則建置的內在目的。遊戲就像是個自足的飛地，價值與法則都足以自洽；然而出了這塊飛地，所有都與所有相關。但遊戲卻又摹倣了人類生命的部分面向，反向的改變了人思維與感受的模式；它使人們體驗到狂喜與沮喪，卻能夠使人維持一定距離。就像亞里斯多德認為悲劇能夠使人淨化（catharsis），而不用親身經歷慘劇。那種反思與投身對反的辯證，才是遊戲為人類指引的自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