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類學家出師眾多的英、法、德都是在19、20世紀間的殖民強權。而這背後的理論意識也多與種族上的位階有關：不管是本質論（不同種族生物性有導致文化差距），或是傳播論（文化由一優越種族傳播，有固定進步方向）。這就導致了許多以生物學/心理學包裝的歧視，來對人種進行能力與階段的區分，除可見的膚色，還有顱骨長度與身形等等。並且在這種分類中，直接連結到人種的文明與心智程度，引發一連串以政策管理與優生學唯名的迫害，甚是是博物館與博覽會“朝向我族”的空間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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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上述國家稍有不同，美國本身就是個種族與文化的熔爐。然而這並沒有讓它免於上述災難：不只是黑人，還有拉丁裔與斯拉夫裔等移民在美國的「亞利安」白人眼中，只是削弱起優越血統的次人類。由此，在生物演化長河頂端的北歐白人反而是珍稀的「弱勢」。而另一個著名案例是美國種族學家葛蘭特（Madison Grant）所著的《偉大種族的消逝》在德國出版後，被剛出獄的希特勒視為“我的聖經”，最後發展出了類似的種族優越論，以排除汙染歐洲白人的雜種。由此看來，把大戰的發生視為不同信念陣營的對抗，就只是一種俗爛的戲劇化；而敵意的幽靈同時籠罩敵我上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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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此相反，以鮑亞士為始的美國文化人類學，用一種粗略的說法，對於人類及其文化再次做了「達爾文轉向」：如果達爾文的研究不在於預測，而在批判過去神造論與本質論的統治，那麼文化人類學就在抵抗被加諸在人類分類上的對等枷鎖。
除了從德國赴美，在哥大立足的鮑亞士本身，其學生如研究薩摩亞與性理論的米德（Margaret Mead）、對人類文化進行反省的潘乃德（Ruth Benedict），研究黑人民間敘事與儀式的人類學家/作家賀斯頓（Zora Nearle Hurston）與他們之間的種種人物，這些人所創造出來的新科學都有幾個特點，首先除了發現人種與文明/心智水平沒有必然的相關性，另外是進一步認識不同文化內部的系統。這些認識無法奠基在既有的科學方法，而更需要親身對談與參與該文化的語言與實踐，而形成目前我們所知的田野與民族誌等質性方法，也包含在各個領域裡聲名狼藉的「文化相對論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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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保存下來的記錄與書信，書中重構了這些學者在田野過程中的觀察，對自身的反思與對關係的改變。這些都在要求學者直接的走出學院與搖椅，置身於完全不同的文化中，以最直接的體驗徹底重塑理論。這些理論關乎種族，關懷人類發展的不同階段，關乎性別的分工與定位，關乎正常與疾病、文明與野蠻。而人類有太多可能，使固著（而非“選擇”）任何一種都是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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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，餘下的都是歷史。這種帶有敘事的科學史，總是比教科書式的提到一堆人名、學著與理論要立體得多。但讀到此處也總是在思考：哲學在這些年輕科學的發展中，經常扮演著黑臉：要不是對普遍真理太有信心，要不就是對偏見固著太深。由此看來，二十世紀之後的哲學都是往「預設沒有普遍真理」的方向前進也不是沒有道理的，畢竟太多在文明的視角之外，有太多的人因為這些“早產”的普遍真理而受迫。
而這些是在哲學乍看之下中立的「定義」過程中就捲入了許多價值、信仰與類比。這並沒有什麼問題，畢竟人類只能從已知事物的變異與推定來達成觀念上的理解。但一旦將這些擴張定義視為「全新的立基點」，就會掩蓋經驗既有的複雜，或被稱為前理解或前條件的存在。或者同義反覆，或者重蹈覆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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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進一步也牽涉到我對哲學的定義：一門揭示新問題的技術。就像達爾文或者文化人類學家們，按照他們揭示了新的問題意識，抵抗既有理論的過程，雖然方法上都是經驗研究，但結論卻是哲學性的：對世界分類的存有論進行重整。因此許多科學家在我眼裡也是哲學家：其結論產生了一個錐狀視角與方向，而不是一個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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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很遺憾的，我們的時代仍然有許多偽科學。原先我仍在思考科哲是否能夠辨認真/偽，但後來越發悲觀。尤其是人文與心理，其中的誠實甚至只能要求研究者自身不嵌入任何干涉意圖。然而研究者不可能沒有理論意識，而肯定會使觀點、研究模式、歸納結論具有偏誤。這使所有人文學科，甚至接下來的人造智能化以後的新科學，都需要基本的人類學與詮釋學意識。
